淨土門: 人生忽如寄，樂邦歸去來

<枕中記><杜子春><南柯傳>(象山慶2022.5) 

前人對這三篇小說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績、但無確定的結論；單篇個別的考證與解析，固然有其精采處；但是把它們相提並論或合而觀之，也別有發人深省、引人興趣之處。如王夢鷗先生對＜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的同異作了詳細的考證比較，提出許多精闢的看法[1]；張漢良先生把＜楊林＞、＜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櫻桃青衣＞視為「同一深層結構和母題的不同處理，分別依附於其時代的宗教、政治思想格局上，其演化過程標示出一個原始題材和結構的美學價值與道德價值的轉換。」[2]並歸納這四篇的共同內涵：「受壓抑或挫折的欲望，在夢中獲得滿足，正合佛洛伊德所謂遂願說……出身貧寒，缺乏政治背景的青年，希望科舉進士，搏取功名；或娶妻顯達，夤緣附會，以躍身龍門。這種夢想實際上是唐代社會某種階層的共同意識，是他們的集體認同感……一個部族的神話。」[3]「經歷一番追求和洗禮，重新回到現實世界，變得成熟睿智，認識了人生的真相。」[4]盧惠淑先生也根據佛洛伊德的「遂願說」理論對＜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作了深入的分析，以求尋得「在特殊社會環境下，作者如何經由傳奇、小說（夢的同一體），在一種無意識的過程中間接的表現其內心諸種被壓抑的欲望。」[5]

王拓先生則比較＜枕中記＞與＜杜子春＞所表現的兩種人生態度，認為前者「使人的生命變成貧乏，使心靈變得枯槁……毀滅而不是再生」；後者則是一篇「充滿人性的、真實的小說」。[6]稍後，梅家玲先生也就這兩篇作比較分析，並對王拓的觀點有所補正，說：「這兩篇作品都與當代盛行的佛道思想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同樣精心構設出一套「幻設技巧」以利於主題的表達---枕中記透過一個繁複多姿的夢境以凸顯「人生如夢」的主題；杜子春則以道士求仙作法時所製造出來的幻境，表露因「愛生於心」而致仙道難成的意念。」[7]

上引幾篇論文都各具卓見，但也各有偏失；筆者承此餘緒而別開生面，將＜枕中記＞、＜杜子春＞、＜南柯太守傳＞三篇作品並提，試從另類的角度分析其人物角色、主題內涵的異同，並對上述論文的某些觀點提出質疑與評論。

一、小說中非現實三態：夢境、幻境、妖境

這三篇小說的主角都在某種特殊（類似催眠的）狀況下經歷了一段非現實的人生，外在的時間雖短暫，內容卻很豐富；但同樣是在非預期狀態下發生的境遇，其展現的形式卻是全然不同的：＜枕中記＞是盧生在呂翁所給的青磁枕上入睡，度過了一生的榮華富貴，而後醒來，了知其夢；從其描述與主題可確定盧生所進出的是「夢境」，歷來的讀者與研究者於此都無異議。＜杜子春＞在華山頂看守丹爐時所經驗的牛鬼蛇神、地獄輪迴等，則是「幻境」，這在前引梅家玲的論文也證明了。較難判定的是＜南柯太守傳＞，學界幾乎都認為它是延續＜枕中記＞而複雜化的同類型的夢境故事，但若詳細考察其內容與用語，更精確的說應該是所謂的「妖境」；以下將詳論之。 

夢境:由於每個人每天都有慣性的睡眠（作夢），眠夢幾乎佔了大半的人生，成為不可忽視的生活內容；而多數人關注的是它的性質（活動現象的真假）、來源（意識層次的深淺）、作用（心理影響的大小），這些都是與醒覺狀態對比而來的；一般人多半把「睡」與「醒」視為兩個世界，稱為「夢境」與「現實」，形式相連而內容各異，但感覺上夢境似不由我做主且雜亂無章，卻不乏各種源遠流長的「夢的解析」史，以「意識」解讀「潛意識」之活動，於是夢境乃與現實牽合為一；有人說，夢是「睡眠狀態下的心智活動，是一種內在經驗的象徵語言」[8]，或「生活的縮影、現實的虛擬，在虛幻與真實之間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9]；關於＜枕中記＞以夢境為主體的複式結構，黃景進先生說：

由於夢境的無限包含的能力，無形中延伸了現實人生的長度，也豐富了現實人生的內容；有了夢，人似乎多活了好幾次，人生也顯得更多采多姿。更有趣的是，「夢」與「現實」的分別，有時是相對的……＜枕中記＞中，夢與現實的真假屬性，有時候可以倒過來看。[10]

由於作夢乃一般人生活之常態[11]，夢境又多半與現實經驗、個人情欲有關，是可分析、可理解、可感受的，所以常被文學用來譬喻或對比現實的人生，達到「遂願」或「啟悟」的效果。 

幻境：清醒狀態下之偶發的錯覺，突如其來、忽爾消失，無跡可尋、似真而虛；雖不能改變物理界的現實，但可以擾亂人的感覺與判斷。由於是人為的虛構或感官的失常，暫時讓人迷惑，但時限到了，則此境消失，一切又恢復正常。類似的狀態如魔（法）術、電影、虛擬實境，或海市蜃樓、精神症狀。＜杜子春＞被帶往華山雲臺峰看守藥爐時，老道士「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又告誡他：「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這段話已說明了隨後所出現的一切人物境相，全是幻化---或許是道士施作的法術、或是子春吃了藥、酒之後的幻覺；何況「幻境」中的事相幾乎不可能發生於現實界。子春雖身在幻境，而神智清醒---起初，了知其幻而不為所動（神色不動、端坐不顧）；久之，漸失把持而被牽制（亦似可忍，竟不呻吟）；最後終於忍不住，一念當真而「不覺失聲」。這過程指出幻境雖假，卻有作用，人的心智若未訓練，很難長時間的收攝專一而不受外（幻）境撓亂。而一但被亂（驚嚇、癡迷……），即使幻境消失了，其效用仍可能延續到日常生活而改變原來的作息習慣與精神狀況。 

妖境：＜南柯太守傳＞表面上看似與＜枕中記＞同類型的夢境故事，其實不然，王夢鷗先生說：

＜枕中記＞中盧生之枕，既取材於《幽明錄.楊林》故事，因疑＜南柯太守傳＞亦取材於六朝志怪之書。今本《搜神記》卷十有＜盧汾夢入蟻穴＞一則……從而渲染成篇……二者俱為沿襲六朝志怪之作，以抒所感，事本無稽。

盧生之夢，與淳于生之夢，二者同是夢也，何由一則稱之為良史，一則斥之為文妖，豈其中亦別有故歟？茲比較二文，疑李肇視沉（既濟）氏之說夢，明示其為寓言戲墨；不似李公佐之說夢且自謂「事皆摭實」；前者但以文滑稽，而後者則有類乎妖言惑眾矣。

＜櫻桃青衣＞故事，固可謂其模仿＜枕中記＞；而本篇（南柯太守傳）之託意則別有所指，如河東記之＜李知微＞篇，言槐根群鼠之異，實乃承本篇之餘緒而製為諧隱之文。倘以＜櫻桃青衣＞與＜李知微＞媲而觀之，則二者作始之用意相異，當自明矣。[12]

這段考述提及：李公佐自謂所說「事皆摭實」，且此篇小說前承＜盧汾夢入蟻穴＞，後啟＜李知微＞，取材、作意、題旨都不同於＜枕中記＞；又證之李氏其他作品如＜盧江馮媼傳＞寫亡魂之念舊、＜古嶽瀆經＞寫水怪無支祁，皆是鬼怪傳說，而信其實有，非取象徵也。此外，本文的遣詞造句也刻意區別於夢境，如：「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彷彿若夢」、「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揖讓升降，一如人間」、「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忽若昏睡，瞢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入其門，升自階，己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這些關鍵性的語句，總在說明淳于生並非睡著作夢，而是醉後被勾魂，進入蟻精變化的妖境；起初，他也感到怪異，但不敢問，而蟻王又安排了他父親的親筆信、及兩個酒友，來取信於他；漸漸的他也就習以為常而在其中安居了；後來被逐出蟻國，回到人間，對離魂期間經歷的一切風土草木，皆於現實世界有跡可尋、絲毫不差：「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批閱窮跡，皆符所夢。」而妖境中三人都是已死或沉疾昏迷中，同樣被勾魂來作陪的，而他朋友的反應：「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以及文後的感慨：「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也指明了作者是相信有人類之外的妖精世界，且與人界可互相重疊與涵攝，但多數時候是彼此同步而隔絕的，唯某些人或因特異功能（修道作法）或特殊狀況（離魂意外）也可能暫時進入妖境中，而此境中的見聞遭遇，似真非假，卻又不可證明，因而傳統讀書人寧以理性的「視之若夢」，免於迷信之譏。關於「妖境」的定義與特色，可參考郭玉雯先生的論文：

「妖境」他界觀可溯源至古代人與動植物平等互變的宇宙觀……時代愈後，人的意識高張崛起，再加上道教精怪修仙的教義……認為人的精神發展層面較高，動植物的精怪變形為人的目的是吸取人類的精氣，以加速本身承仙之道……但另一方面人類又保留了對動植物一種親切平等的原始情感，在這種情感中，人的心靈是開展的，向天地間一切「有情」綻放的……。不論「妖境」的造型對人有害或有利，其背後的信念仍是生命相通流貫，其架設的基礎仍是人類對動植物一種又懼又親的情感。

比起「冥界」、「仙鄉」，【妖境】的型態最接近人類，不論是動植物所存在的地方或是其中的情景佈置，徹底的說，妖境和現實界是疊合的，人在期間出入可以混無間隙，然二者之時空的確不同；就如夢境一樣，雖說夢如人生，但夢依然具有夢的性質，夢對於現實界來說，仍是非真的。……（南柯太守傳）淳于所遭遇之人即蟻所變形，所經歷之國即蟻國，但作者將此「妖境」推入夢中，顯然是一種理性化的處理方式。且作者有意藉此故事來寄託「富貴如浮雲」的人生觀，所以此處「妖境」之造型就是人生的縮影。[13]

淳于棼的魂（識神）出入兩界，始終保有適度的知覺，從蟻國回來後：「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嘆，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以說故事、找證據的方式宣揚「精怪變化」之實有。

二、小說中社會角色三型：文士、刺客、游俠

除了境界型態的差異之外，這三篇小說主角不同的社會屬性與人格特徵也是有代表性而可比較的；更有趣的是，三種「角色」配合三種「境界」，各得其所而不可錯置，也就是：文士——夢境、刺客——幻境、游俠——妖境。

＜枕中記＞的盧生是唐代典型的科舉文人：飽讀詩書、蓄勢待發，想透過「國家考試」與「世族婚姻」換取後半生的榮華富貴；他們大致上屬於有學識、有修養，理性、清醒，高瞻遠矚、能言善思的層級；為了獲取利益或完成理想，他們能適當的扭曲（調整）自己以服從（依附）制度；其宇宙人生觀較有整體性、秩序性而按部就班、積極進取。但由於體制內的競爭激烈，成者傲慢、敗者哀怨，得失心強而屢有黨同伐異的、朝秦暮楚的情況，所謂宦海浮沉，欠缺安全感。其性陰貪，處世圓滑，深謀遠慮，及貪圖名利，所以較會做（白日）夢，而夢的內容不離現實之欲望與挫折，真可說是一場充滿了貪瞋得失，辛苦荒唐的敗秀。

相對於盧生的文士典型，杜子春與淳于棼可歸為武士類，但前者是刺客、後者是游俠。＜杜子春＞云：「少落拓，不事家產；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產蕩盡；投于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這種形跡乃所謂敗家子、紈褲子，只會吃喝玩樂且視為當然，卻不知賺錢謀生；自己的家產花完了，便想用親戚故舊的錢，得不到資助，就只會「憤其親戚之疏薄也」而「徬徨不知所往…….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真是可憐又可笑的廢物、寄生蟲！整體而言，他拙于自謀而只能仰人接濟，有錢則擺闊、沒錢就等死，這種人活著，既無個人目標、也無社會用處，唯是放任身心、得過且過；他的生命似乎只有「飲酒作樂」唯一大事，誰能滿他此願，就是他畢生的恩人；雖淡泊於世俗之名利，但並未忘情於倫常名教（責任義務），只是積習難改，欲振無力：「子春既富，蕩心復熾，……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娼樓，不復以治生為意。」「……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卻如故。」策杖老人正是看中了他這種矛盾自棄的性格，既驚訝他的「拙謀」、「貧在膏肓」，卻也讚嘆他無用之用的「仙才」，因此，三次無條件的濟給子春，以觀察他的心性。子春也不是無知無情的人，他想：「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感激于心而無以回報，別無長物，只有爛命一條：「唯叟所使」，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平時既可毫不節制的縱酒以傷身，有事也就能義無反顧的報恩而捨命！這不就是《史記、刺客列傳》的寫照？只顧眼前的沉醉，不管明日的結局，這種昏醉頹廢的生活型態，有其不可預期的冒險性與適應力，所以比一般人更能面對偶發、荒謬、非常態的幻境，也許就如醉鄉的風光吧！

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為事。」這種人的生命內容不外乎酒色財氣，全然順從生理性的本能，很難依人文常軌行事；雖有資產而無心經營，養豪客只為了熱鬧，這兩項總結出一種性格，就是不耐煩循序漸進、也不甘願屈居下僚，所以，頂撞上司而被解聘，乃意料中事也。游俠的志大才疏，若欲有所作為，須具備兩個條件：一者乘勢而崛起，二者豪傑（賓客）之扶助；前者乃可遇而不可求之機緣（成之者天），後者須日積而月累之施恩（為之在人）；若養精蓄銳多年而未得風雲際會之天命，游俠也只能終身埋跡鄉里，與賓客共靡醉、與草木同腐朽也，這是中國文人最不忍見的悲劇，所以作者突發奇想，讓現實上不得志的淳于棼，被蟻精勾魂進入妖境，在其中替天補恨，完成了游俠兒應得的際遇與應有的成就。而游俠與妖境的關聯是在於：他自甘沉淪、「嗜酒使氣」所展現的直覺而強烈的原始生命力，吸引了粗具人性的較低物種（蟻精），在「沉醉致疾」而半睡半醒似夢非夢的情況下，人之魂與蟻之精相會於另一個時空，並透過人蟻結婚而實現了異類相通與各取所需的理想。總之，此乃酒徒而豪俠者，故能遇此妖異之事，醉鄉、夢境、妖界，三者若一也。又此生放蕩，不習政事，曾忤官長而於仕途受挫，今乃藉由婚姻關係而飛黃騰達，真是「夢話」也。淳于生自槐安國還魂後，亦宣揚精怪變化之可信，而開啟後世小說「男人與異類往來通婚」之模式。

三、三篇小說的主題寓意：人生觀的轉向

題目訂為「人生的衝擊與轉向」，重點不在於文學形式與技巧的分析，而是於所謂「人生」的內容、意義、理想之反省。每個人的生存模式差異不大，起初，可能是在一種隨順本能欲望或依附社會價值的情況下，盲目的追求、前進，以此作為整個人生的內容與成就；這兩種都是約定俗成、集體催眠的，較少個人醒覺成分，也就是真正的「自我」並不清晰明確，而是在隨波逐流之中，被捲入「群體」的意識形態，競逐有限的社會資源，以肯定自己在群體中的身分、地位與成就，這其中難免有順有逆、有得意有挫折，但很難自覺的突破或忘情於這種團體遊戲的依附性、安全感，除非在人生的某階段有一次或多次關鍵性的遭遇，對個人視為當然卻不知所云的價值觀，造成全面性的質疑與致命性的摧毀，也就是這裡所說的「衝擊」，以及隨之而來的後續發展，大幅度的「轉向」：從積極而盲目的「追求」，轉為消極但清醒的「捨離」，一種宗教學所謂看破、放下，某種新眼界於焉展開；原來的那個人死了，而目前這人是誰，無以名之。

盧生與淳于棼都曾在類似的夢境中經歷了人世所規劃的理想生涯，認真的參與遊戲，完整的嘗過功成名就、富貴逼人及其負面的遭遇，而最後都有一場大醒（死亡、還陽），發現這一切經歷對照於現實世界，全是假的！這讓猶自餘香在衣、餘音繞樑的當事人，不免有點尷尬、迷惑與依戀，而又不得不承認夢中的激情，真是一場虛妄顛倒的兒戲！但由此對照現實界的努力奮鬥，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終究也如夢的重演，可以預知其結局，就像倒回再看一次錄影帶，索然無味；因而屬於人世的激情纏綿，大部分頓然止息，而轉向一個可能是清淡無聊，無所用心的餘生----也就是盧生所說的「茍生」。而杜子春前半生順乎本能、毫無目標的縱酒閒遊，對人世並未有正確的認識；最後也因「愛」根未斷而壞了「上仙」的可能－－整體而言，他活在一種昏沉迷茫中，既無在人間建功立業的企圖，也無離紅塵修道成仙的觀念，他的人生意義與生命方向並不明確，只是愛恨交加——－嗜酒而見棄於親故、落魄而受惠於老叟，為了還債而捨身守丹爐、忘了約定而失聲壞大事--經此「愧其忘誓，自劾以謝其過，歎恨而歸」的衝擊，他的餘生大約是在虛無、遺憾中度過，因為對他而言，「名教復圓」於人道倫常無虧欠，而「丹爐已壞」於仙途修煉也沒希望；刺客報恩（唯叟所使）不成，這條已無利用之價值、我又不能回收的爛命似乎是多餘的！只能百無聊賴的等它衰亡吧！

1、人生如夢＜枕中記＞

呂翁與盧生最初的對話，已經在切磋所謂人生的意義，或幸福（適）的內容，雖然表面上有點雞同鴨講，但其實是一個深知世味的「過來人」在指點一個年輕人有關生命最後的結局；不可否認的，呂翁也曾年輕過，而在同樣的文化環境及養成經歷下，也必然與眼前的盧生一樣情欲熾盛且對世界充滿了需索，想憑個人的才學意氣，博得社會的肯定以獲取豐富的財色名位之資源，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是共同的意識型態，而年輕人此刻除了與生俱來充沛的活力以及原始的貪欲之外，可說是一無所有，也只能順從本能的驅使，去追求社會所認可、所提供的價值與幸福；他的眼光是前瞻的、飢渴的、焦躁的，不能老實安分的活在「當下的情境」而別無所求----這其實是人生之最後（年紀老衰者）僅剩的滿足：「（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生理上沒有急症、或慢性病沒發作的短暫的空檔，又有人陪著談天而不寂寞；這雖只是眼前片刻的享受，但也是老人家的全部了，因為下一刻會怎樣，誰也沒把握；更何況五年十年遙遠的未來！呂翁深知這樣的結局必然也是盧生（每個人）最終的結局，但曾經滄海的老者是沒辦法、也不應該禁止（阻擋）年輕人帶著懷疑與憧憬去過他自己的人生，所以，只得善用一種「非常」手段了--呂翁的「神仙術」--類似催眠術，雖然方便於製造一個依「盧生的欲望，及世事發展的常態」而編導的夢境，讓盧生在濃縮的時間中快速經歷一生；但這不是重點，呂翁所要傳達讓盧生醒悟的「世間無常、人生虛幻」感，才是本文的主題。夢醒了的盧生直接了悟這個真相，就不必浪費後半生於所謂的「現實世界」去重蹈覆轍，這也是呂翁的悲心，是過來人呂翁的體會，而反問：「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盧生就依別人灌輸給他的觀念，列舉了一大串未來式的欲望，也難怪他不能安於現在的每一刻、每一個境遇，正如盧生所說：「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因為他還年輕，對世間、對群體的認識還不深，也還不死心。而這就是呂翁的任務－讓他快速（如願）經歷、而提前（心智）老化！夢中所經歷的就如王夢鷗先生的考證，多有當代之事實依據，且影射建中宰相楊炎之事蹟[14]；而這種寫法的文學效果是：

正因為夢中的人生是如此的反映現實，才能使盧生了解到「人生如夢」的道理。…..故事中的「夢境」，約佔全文三分之二……就所佔篇幅來說，這一段似乎是故事的主體，作者有意借這夢境，反應唐代的社會風氣及當時士人的理想….夢中的經歷雖然寫得很複雜，……在小說中的作用，只是使夢境更具真實感而已。[15]

這種夢境的「完全模擬」現實，正是前引多數論文所採用的佛洛伊德「遂願」理論之根據，但他們忽略了「讀者最感興趣的，還是夢前與夢後的故事」，也就是說：

夢是被利用來否定客觀的現實人生，故事的結尾並未提供什麼可以奮鬥追求目標，而是帶著濃厚的「消極悲愴」意味，絲毫沒有「再生」所具有的樂觀積極性。[16]

這樣的結局，似乎令現代大部分讀者感到不解與不滿，黃景進先生對此也有獨到的看法，替小說作者回答：

為什麼盧生作夢之後，變得消極？……不管夢境如何繁華，夢醒之後都會成空，這種「如夢」的幻滅感，才是消極悲觀的來源，而且夢境越是繁華，醒後的悲哀越重。因此最重要的是追究人生是否如夢？如果人生可以比成夢境，則必然是可悲的。[17]

看來如此具體、真實的人生，為什麼如夢？一般而言，人們對於未來，每因「貪欲」而想像其美好，且很認真，總要等到事過、滿足之後，才明白：太陽底下沒什麼新鮮事！就如同每夜作夢又醒來，人生只是不斷的重複各種相同的刺激與厭倦而已。其次，年紀老邁或遭逢巨變者，對「人生如夢」的事實，較有親切的感受，在「希望」破滅時才發現：過去的理想、目標與堅持，就似一場春夢。但還有一個最快速、直接讓人看破的「未來」景象：「因為了解到「人必有死」的事實……由於「死」這不可逃避的鐵律，人的一生（寵辱、窮達、得喪、死生）就顯得虛浮不實，有如夢境一般。」[18]這個結論才觸及了本篇小說（及＜南柯太守傳＞）的深度。死亡是「一切生存之上的意義、價值、理想」的終結者，是每個人或早或晚的命運，雖然人們在有生之年故意忽視它，但它就像一片與生俱來、覆在頭頂的陰影，所有的生存活動都因它而黯然失色、心灰意冷。

讀者或許會問：經歷這樣的衝擊與看破之後，他的餘生要怎麼過？似乎有一種覺醒與轉向，也就是充分了解情欲的滿足及空虛，而活在沒有激情與憧憬的心境，對他而言，世界不再如所想像的美好或可欲，再也不可能回頭去過原來的生活了。心已死而身仍活著，也許只能隨緣度日，沒什麼特別想做（要）、或非做（要）不可的事物。汪辟疆先生說：「唐時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學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於短夢中忽歷一生，其間榮悴悲歡，剎那而盡，轉念塵世實境，等類齊觀。出世之想，不覺自生。影響所及，逾於莊列矣。」[19]人生最大的痛苦是「需求」不滿足，但滿足之後短暫的「無事」狀態，又讓人反思這一切活動的意義，智慧高者能於其中發現某種反覆循環的慣性，它讓人陷於盲目與束縛，至死方休；這樣的人生，很難歸結出什麼高尚的意義，但多數人又不知該如何突破這種困局，而佛道二教所提供的啟悟性思想就是：世態無常、人生如夢，萬事不可執以為真。因為：紅塵夢，再美也是空。

其次，這篇小說似乎沒有一般所謂的「積極」的主題與明顯的「結局」？其實，＜枕中記＞的作意是經由現實與夢境（真假、生死）對比所致的衝突、省思，而逐漸調和、消解了分別。這過程是在內心進行、完成的，因此，表現於外的行為也就點到為止。生命的本質似乎是灰色的，每個人的終點是死亡、別離；盧生的結論是：「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他所領會感悟的，類似於＜櫻桃青衣＞的：「盧子罔然嘆曰：「人世榮華窮困、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跡人世云。」[20]

2、情愛亦幻＜杜子春＞

如前所述，杜子春的社會形象是酒徒，人格特色則是刺客，而整篇小說的主題卻是「成仙之條件」；策杖老人如何獨具慧眼（或純屬猜測）看出杜子春有「仙才」，且願意三次接濟他－－滿足他的個人情欲、助成他的世俗責任－－並以此換取他「以身相許」的承諾，邀他看守丹爐、共煉仙藥？這其中的詳情，作者沒說明；但故事的重點是杜子春前後「判若兩人」的轉變，及幻境考驗的失敗所引生的問題：刺客「守信重諾」的人文教養，卻敵不過「愛生於心」的生物本能。仙才之所以難得，就在於人性深處幽暗隱微的貪著（渴愛），久已根深柢固，既不易察覺、更難以扭轉，它主宰、控制個人的心念與行為，在順境中還可能受人文的制約，若遇緊急危難之境，它就如火山爆發，瞬間摧毀了表面的太平。這種狀況總是令人錯愕，又無可奈何，因為人們平時既不曾發現它、也無力淨化它。杜子春之看似有「仙才」，或因為他有刺客之「但為酬恩身可死」的氣概，於世間之利害、得失、榮辱，似較淡薄，（此乃＜枕中記＞之盧生所貪取者）；但既生於人間，於六情五欲[21]有所執取，須經由各種生命情境的試煉，找出破綻以對治之，這就是本篇故事中「幻境」的作用；此幻境乃刻意制造的，只為了考驗杜子春（自願受催眠而進入其中）能否捨離各種境界，包括被殺、下地獄、轉世為女身。於幻境過程中，喜怒哀懼惡欲，他皆無所滯著、動搖，唯於「子女之愛」不能忍，此可說是本能之反應，與刺客的縱欲使氣同類的；這使他既不得為全人，亦不堪更成仙也。中國傳統的道德，重在逆向的自覺，孟子云：「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小人去之。」人禽有別，故為人修養應致力於遠離（淨化）物性，而純乎人性；例如：父母對兒女之「慈愛」，乃動物之通性（種族的延續），是順其自然的行為，不必強調；反之，兒女對父母之「孝順」，似乃人類的特性（生命的溯源），是逆乎本能的覺知，須人教導。又如：夫妻之情是建立在共同生活的默契與恩義，是「五倫」中唯一涉及異性關係的，是社會契約與家族血親之統合，有其倫理上的殊勝與莊嚴，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比起母子之愛，是更具人性與文明，層級較高。所以，小說中描寫杜子春目睹其妻被凌辱、殺害及哀號、咒罵之時，仍然「竟不顧之」，這是男性的絕情堅忍，但轉世為女人之後，不能抑制其「母性」，而在親生子被摔之瞬間，「噫」出一聲，幻境破滅而身心復原。他敗在轉世之後錯執自身為女人，而於兒子起眷屬（我所）愛：或許，「母性」乃女人的盲點，整個懷孕、生養的過程，男人多半是旁觀者，故而父子間較少「生命共同體」的親密感。也就是說，杜子春最後是敗在母性的本能，對他而言，這是很遺憾的結局：不僅「成仙」無望，且「報恩」不成；原就是世間無用之人，而今更無顏以見天下君子：「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劾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這樣的衝擊之後，他的後半（餘）生是不會有什麼積極的意義了——幻境中所執著的子女之愛在恢復男身之後，似乎有些荒謬；而前半生的「縱酒閒遊」想必也索然無味了吧。

3.名位似戲＜南柯太守傳＞

至於妖境中淳于棼所經歷的人生類似＜枕中記＞，乃唐代理想的仕宦歷程的縮影，唯淳于始終處於被動：醉夢中被勾魂、迷惑中被招親，然後惶恐中出任南柯太守，全靠兩位昔日酒友代理政務，倒也平安順遂、功成名就的混了後半生；這一切幾乎都在糊裡糊塗、半推半就：「心甚迷惑，不知其由」、「心意恍惚，甚不自安」中進行，雖然他從不曾積極的表達自己的欲望，但降臨在他身上的榮華富貴卻又理所當然得有點荒謬！只能說他是個幸運兒--得來全不費工夫。他生平除了喝酒鬧事之外，對結好婚、做好官、辦好事、立好功，以及進德修業之類嚴肅的士人行徑，很沒自信、也不妄想（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甚至早已自暴自棄的沉湎於醉鄉，久矣不知人生的意義為何了；這種消極的心態，應不會發生如盧生那種主動進取、生氣勃發（遂其夙願）的夢；除非經由他力的逼使就範，也就是被螞蟻妖綁架----至於綁架的原因是宿世姻緣或陰陽採補之流的異類交涉，則未說明----而蟻妖仿造整套人間的政府組織及仕宦過程，讓淳于棼的靈魂在妖境中賓至如歸，減少其環境適應的困難；也可以說，這些舉措是為了淳于而量身訂作的，雖然違背他的習性（嗜酒使氣、放蕩不經），卻也適度的滿足了他的虛榮。故事的結局說：「生感南柯之虛浮、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所謂「虛浮」，是說淳于棼所經歷的榮華富貴，乃蟻妖為了滿足（欺騙）他而模仿人間所變現之兒戲，當淳于棼在妖境中被點醒：「卿本人間，家非在此」時，已了知這宛然似真的宦海浮沉，只是一場荒謬可笑的「蟻戲」而已，逢場作戲之後，隨即放下。王夢鷗先生云：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有言「……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為數十歲。」……大意謂凡爵位之得失，既出於偶然，殊無足以介意，恰與之結語「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為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如出一氣。[22]

偶然兒戲之名位，得之不足驕，失之又何憾？作者的筆調是輕鬆、調侃的：「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著生，冀將為戒。」比之於＜枕中記＞似較灑脫：

故其託辭雖異，而大旨則同感人生之虛幻；唯＜南柯太守傳＞特著意於名位之不足驕，與＜枕中記＞之全出於幻滅之感者，相去稍有間矣。從而可測知＜南柯太守傳＞似出於名位低微者之感喟，非如＜枕中記＞之以人生大限證明功名富貴之為夢幻也。[23]

人生如戲大半虛：場面雖熱鬧，生旦淨丑，各施手段；散場則無事，悲歡離合，一片清寂。人只是錯覺與妄想的傀儡，一切看似多采多姿的活動之背後，其實是充滿了憂怖、疑惑、無奈、寂寞，而不得不逢場作戲！久而久之，乃至於弄假成真，迷途忘返；這就是淳于棼入蟻國數十年，樂不思人間的寓言！

結語

本論文對這三篇廣為近代學者所討論的小說，重新做了解析，並提出不同於前人的看法，目的在於說明：中國文化融（揉）合了儒釋道三教的思想，表現在文學創作上的視角、場景與作意是複雜而多變化的－－特別是唐代，由於東西文明的交流，物質享受與與心靈探索，都臻於極致；當時文人的生活習氣、精神內涵、宗教傾向、寫作動機……或許非今日之學者所能備知；研究者若只是借用近代西方文學批評（如神話學、心理學、結構主義……）的單一觀點來論析這類作品，不僅易於曲解原意，且有窄化、淺化、機械化的危機，殊為可惜。例如本文區分夢境、幻境、妖境的不同特徵，及所對應的文士、刺客、游俠之人格典型，影響唐以後類似小說的分流與發展，可說是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辨明之。又中國儒道釋三教融合之後形成的世界觀與人生態度，其立體多向與變化多端，也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之概念所能論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