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的天命觀念—非抗衡的(象山慶1976.10)
「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為家；六十不應出遊，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這篇自序或許是施耐庵親自作的，或許是金聖歎偽託的，不過，它既然附在《水滸傳》前面，我們只要注意它與《水滸傳》的中心關聯，而不必計較出自誰手。它可以視為一般讀書人的共同理念，對一種人生觀的認同——用違其時，事易盡也—中國人是最講究「適時而動」的藝術，雖然外表上中國人似乎不甚「守時」，但那正是最了解「時」的意義與效率，故不願執著在分秒必爭的緊張狀態裡，因而受束縛，受奴役。時間固然是萬物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但對於嚮往永恆真理，不朽生命的人格來說，時間不必是動態的。故而，中國人談到「時」的觀念，並非論理學上所謂「空間的轉移」的時間，而偏重於「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的倫理意義的「時機」、「因緣」。在此特殊的「時」的概念範疇裡，自然要發展出一套別具民族個性的形上學了。
再者，中國的形上學絕不同於西洋談玄說妙，扯斷俗世紐帶的空靈追慕；中國只有一種由道德哲學推演成的「道德形上學」，也就是闡述「天人合一」境界的哲學。這絕不可當作冥想的遊戲輕易應付過去，因為它正確而嚴肅的向上向內觀照一切宇宙流行，人間秩序。它是由人及神的，甚至與神無關的。
由這段序文中，我們當能窺探出《水滸傳》最高指導原則——天命觀念的輪廓。中國儒家一向是提倡一元世界觀的，就是天命與人德同其型態，更不必分意志的表象。人的行為造作受德性的操縱，而德性秉自天命（神，帝，道，天，太極，仁）在這個和諧融契的氛圍裡，已泯滅了天人的界線，體相用合一。人即是靈，靈即是天。人是神的化身，神是人的極致。樂天知命為聖人，修身俟命為君子。故而，儒生們終日乾乾所致力的是「委運命於自然，勵節操於一己」不怨天，不尤人，把個「順時」，「應運」、「知命」作到徹底。施耐庵是備有如此認識的，故以「用違其時，事易盡也」為明志，引出一部「天人合一」的水滸故事來。而本文所將談論的，也正是「天命觀念」在《水滸傳》中的血脈貫通的地位。
至於說「非抗衡的」，則在表白水滸精神上不必是悲劇。何以言之？中華民族對「天」的看法早在孔子時代便已進化到「義理之天」了。雖然秦漢之際仍有一批文人用纖緯附會天志，顯出退步的跡象，但卻無法取代天之為「宇宙最高原理」的地位，充其量只能說是「主宰之天」與「義理之天」的交替出現，契機應用而已。何況，以天為人格神，乃別有政治目的呢？（以天能知善惡，行賞罰來節制國君的專擅獨裁，濫施權威）。如用此說明中國文學內在精神已經通過神話悲劇的階段而行進到另一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慈祥境界，當無可厚非吧！
既然以天道人性的密契為修養的理想歸趣，則人法天尚恐不及，還會愚笨的想到抗衡、乖逆、天人交戰？若說天有時似乎不合情理，災禍連年，弄得民不聊生，那也必是人類自己鑄成罪惡，自食其果罷了。天既沒有格位，更不會鬧情緒，濫刑賞。全視人間的治與不治而反射為吉凶禍福。這點認識，中國人普遍都具備了，所以每逢天災異象頻頻出現時，人們第一件念及的事是「反省」、「齋戒」、「懺禱」、「改過」，以便掃淨妖氛，還我乾坤郎照。中華民族的胸中是如何充溢著祥和平暢之氣啊！至於悲劇精神畢竟是狹隘、偏執的心懷所孕育的頑抗，逞強，以犧牲為手段博取恥辱的成功或更慘淡的失敗，然後給後代留下一個意氣衝動的歪曲形象，世世代代如自棄於伊甸園外的孤兒。這種精神固然壯烈，而其行為心態卻一無可取。善能應用和平的方式，融洽的協調未「完成」互益的聯結，才是中華民族最高尚，最智慧的性格。悲劇不值得提倡、移植，我們須要的是自己所擁有的最健康的傳統胸襟。若硬要在一切文學作品中牽強而虛榮的挖掘，創造悲劇，那才真是民族大悲劇。
「悲劇」的定義大抵是說：「文學藝術中描寫一性格偉大之人物，其人或外與運命戰，或內與良心爭，或因其無心之罪，或並無罪，而但受制於盲目的命運，以致陷入慘境。用以隱示世界人生終於痛苦之意。」這個定義正好可以在《水滸傳》裏找到反對的證據，容後再談。我們先就其學理上批判它的無知。說人生終於痛苦，是寄希望於「世外」與「未來」，就眼前的現實而言，是遙不可及的貪想，故須否定人生以證成其立論。在中國儒家則認為「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正面肯定了現世的價值與責任，要把人「安頓」在現世中，把天國建構在現世裡，積極的發展人文，利用厚生。現世並非絕對污穢罪惡的，更有父天母地的永恆護照，正是最適宜人類活動的場所，捨此他求，徒增痛苦，逃避才是罪惡。
「悲劇」中所崇拜的是英雄，中國所景仰的是聖賢，聖賢的智慧是通達無礙的，英雄則僅為意氣的淵藪。儒家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偉烈情操，但更有「進用退藏」，「守經從權」的人格藝術。這兩者的認取全恃道義的衡量，不衝動，不狂妄。我們並不否認悲劇對人類疲憊的心靈所賜與的舒放與慰安，但在另一方面，悲劇也是智慧的斵喪（敬畏是智慧的開端，抗爭則為愚眛取辱），它激動了人類脆弱的情識，感染了蒼涼的悲愁；最不可饒恕的是它造就了天人的對立，迫使我們必須錯誤的同情「失敗的英雄」，以致盲目的割離原本正常的天人關係，陷入更絕望的深淵。人們一旦承認人生是悲劇時，便自降了格位，不易超拔昇脫了。甚至在情緒低潮時，更輕易的引用悲劇情調來麻醉自我，癱瘓意志，推諉挫折，跌入自憐的淚海裡。這是「悲劇」的副作用。若把《水滸傳》當作悲劇看待，便是妄自菲薄，相棄於道了。
(二)
現在要假設《水滸傳》中的「天命」觀念是一種理想的最後歸趨，是施耐庵用以寄託所有無法實現於世間的願望的綜合概念。它可能是一股積抑的憤懣，或轉化了的逃避，或裝飾過的畏縮，總之，只要是現實中所喪失的理想與權力，都可以在這裡獲得補償。那麼，在一連串的打擊或完全絕望的痛感後面，憑自己的願欲「創造」一個如意的天，把這些壓迫歸之於它，並賦予它無窮的力量，大到超過人類所能抵抗的。然後，便可由此取得坦然而適切的移情，那就是：「時也！運也！命也！非吾之不能也！」天真瀾漫的思想。這種緩衝的智慧確是中華文化的一項特色。正因為如此，中國人顯得頗具彈性與軔性，能屈能伸，不易被固定，更不肯蠻抗，見好即收，知難而退；一聲狂笑，千萬悲苦盡化煙雲。而西洋人之所以崇尚悲劇精神，在於他們不了解陰柔的的妙用，灑脫與幽默。他們一定要剛強的鬥爭到底，縱使面臨的是永遠征服不下的命運，卻不知趣，不俯首，這其中彌漫著火藥味。人生的情調是灰暗陰鬱的，人類的意志是孤絕無援的，而投注全部生命力所欲追求的又是什麼？一個毫無希望的勝利（戡天主義乎）。西洋人既然欣賞這種變態的自傲與自虐，就永難想像中國「淡如水」，「知止不殆」的和諧。「服輸」並非姑息、失敗，而是德性的超越，使人忘卻多餘的煩惱與爭執，這些煩惱通常都因不善處理「得失」而招惹的，任性幼稚而缺乏意義的。
西洋人追求幸福，中國人認識幸福。追求不得，悲劇生焉。而幸福之所以追求不得，由於他們把野心與幸福混在一起，遂形成「以有涯隨無涯」的永恆悲劇。他們世世代代追下去，而幸福卻越來越如天末秋雲，邈不可攀。終於要全盤轉化成悲劇，那時，天國的審判也悄悄降臨了。
由彈性、軔性、知止、服輸而發展成的天命架構，便提供了落第文人，偃蹇才子以轉移怨尤，昇華悶氣的內在根據與自剖膽識。這就是為何明清以後如火如荼的小說都是「不得已」之作，都是暗中有興託，有諷諭。因為現實背景對他們太苛刻，太吝嗇了，他們不得不藉某種反「競爭」（八股取士），非「名利」(學優則仕)的題材來排遣滿腹澎湃的墨水。不過，又怕一時抑遏不住而太露骨，招惹麻煩，乃假借那非具體存在而深為民眾所信仰的「天命」，「時運」觀念作為憑藉，以便舖展他驚人的言論與辭藻。而當他到了下筆不能自休時，連自己也被感動了，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些資以立論的觀念原來就是人性本質與共同需要。然後，他們從中找回了自我。而得到歸宿的快樂使他們忘卻先前為文的本意(牢騷、苦水)，漸漸生出謙和的慈悲心，所以，連故事中的人物也在最後的結局獲得最合情理的安排，皆大歡喜。這才是真正的小說，是藝術的至高境界。縱然暴露了隱性的罪惡，卻又能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終不落於灰色的悲觀。故說，中國小說的戲末大團圓，喜劇收場，以及金聖歎的腰斬水滸，蓋別有道德懷抱也。
費了這麼大篇幅所要闡述的無非是：《水滸傳》以及類以的小說作者，他們創作的動機也許不是單純為了藝術衝動，但由於他們共同具備的天命觀念，神奇的調和了積悒的情緒，防止了偏激的傾向，在無意中竟完成了藝術的第一要素——節制。這筆意外的收穫，唯有在中國「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土地上才能生根，茁壯。
(三)
基於上述天命觀念而來的，頓然使梁山伯的締造與英雄人物的聚集成為必然的結果。與其說是施耐庵運用了天命架構於《水滸傳》裡，不如說是天命觀念引導了施耐庵的思路與筆觸。首先，我們發現在這部書裡有種慣用的的語句：
「也是高俅合當發跡」（第一回）「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第一回）「林沖合當有事」（第六回）「天可憐見林沖」（第九回）「他的來意正應了我一夢」（第十三回）「天幸撞在我懷裡」(第十七回)「也是合當有事，卻好一個人從簾子邊走適」（第二十三回）「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對頭」（第三十八回）「宋江抖得幾乎死去……火煙沖將起來，沖下一片黑塵來，正落在……」（第四十一回）
這類歪打正著，無巧不成書的詁語，彷彿是刻意安排的，卻非書中人物自主操縱的，而另有微妙的機關，舍天命以外，實無他力，固然，人物自身的動作行為，都是配合個人的身分與意願發展出來的，但這些作為的集合，不過形成了一個總合顯示的大方向，那就是產生動機的本原——天命。我們固不必牽強的往上附會，然就書中埋伏的線索，或極明白的宣布（後段將論及），都可覺察到這個絕對原則的存在，有效的掌握著紛紜複雜的事象，而在背後規劃出一定的秩序。縱使每一個特出的角色各擁有一段單獨的描述，刻劃，而最後塑造完成的性格竟有一致的歸向，就是梁山泊的典型—殺戮、流血、野性、義氣，以及替天行道，攻擊腐敗的自詡。所以，說他們同類用感召是很自然的，而這種感通的心靈乃是天生同具的模式，因為他們大都未曾受過多少科班教育，氣質上總保存著原始狀態；而稍有家學或師傳的如盧俊義，柴進；剃髮受戒的魯智深，就表現得較為中正合理，較有人情味，也是良心徘徊較久的少數分子。
在楔子裡，作者毫不掩師的為他的英雄們尋找最超然的出身來歷——魔星。這就保證了他們行為的有效性與絕對性，而伴隨發展的運數曲線也是通常想像得到的「天降聖人」的必然公式。這個大原則決定後，剩下給作者的便只有細處的極力描繪勾勒，這也是《水滸傳》在刻劃人物，揣摩性格上特別成功的原因。以上是「即用見體」——由書中情節抽絲剝繭所歸納的主題。然而，並不是頂重要的論點。我們所感到興趣的卻在「承體起用」108好漢如何「自覺一或「無知」的服從天命的囑附，而不硬充反派角色，這是「非抗衡的」一語的最佳論證。也許，認為梁山泊烏托邦的幻滅是悲劇嘲弄，固亦有理；但我更寧願相信整部書的結構是不折不扣的「神聖的喜劇」。在前面我們已研討過，真正的悲劇在中國是發展不起來的，因為中華民族這篤實忠厚的老者從不意氣用事，無謂抗爭，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釋放了所有自殺性的極端暴戾與憤激；悲劇精神那撐不開的心胸，一旦面對這曠遠通達的老者，便要自慚形穢而動彈不得。所以，《水滸傳》的價值，不在於它向讀者展示掙扎不屈的可憐相，而是施耐庵通過深刻體驗後，得之於天的靈感，讓梁山人物變成天志的縮影與人性的代言者。這類以於西洋「三位一體」的宗教本質觀。
為什麼是「神聖的喜劇」呢？楔子裡洪太尉的遭遇就是最佳解釋：洪太尉奉詔龍虎山，宣請張真人祈禳瘟疫，因凡眼短拙不識真人面目，卻誤闖伏魔之殿，硬揭封皮，不料瞎貓碰上死耗子，只見石碣背後書著「遇洪而開」，這下可就理直氣壯了，彷彿蒙天授權，強令掘開石龜，遂教轉出一部大書，真個是蛟龍騰碧海，猛虎嘯山林。這殷文字本身緊張刺激的趣味性不消絮繁。我們只說洪太尉孩童似的好奇心，與前定的機緣，在「遇洪而開」的揭露時，一拍即合，達到驚喜的高潮。正面看有如一場有驚無險的「喜劇」，暗裡卻隱藏著「莊嚴」的預告——天下必亂，魔星將興。樂蘅軍先生說洪太尉是「固執和破壞」， 108人「痛苦的誕生」未必妥當，既有「遇洪而開」的指標，則固執該是責任，破壞反為肇建。而108人解脫法符的鎮鎖，降生下界去酬業完道，這在宗教意義上是神聖的，而非痛苦。
楔子既然這麼明白的開了場，推演下去，正是「成事在人，謀事在天」的天人交感記錄了。我們不妨假設冥冥之神有意以人為媒介來呈現自己(耶和華不也常藉災艱，奇蹟向人類誇躍它的威權嗎？)或者陰陽消長的運轉，到此正好是大變動時期，那麼， 108人的降世果然是「其來有自」，而非偶發事件了。他們在人間的客串演出，是否有自主意識或者單純的「替天行道」呢？我們探尋的結果，除了魯智深稍具客觀的眼光外，其餘人物都只活動在個人的固定價值裡，殊乏自覺的改變，如林沖的忍辱，武松的公義，宋江的自憐，李逵的獸性，三阮的取義，公孫勝的完數等。其中心機深沈的宋江，一向被視為矛盾較多，衝突最烈的唯一悲劇角色，但是他的耿耿於招安，卻是上天指定的最後結局，見第四十一回九天玄女的點醒：
「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泄。」
梁山泊中「為主」他是作到了，還掛起「忠義堂」的牌額。朝廷「為臣」卻只落個仰藥而死，這不是他個人的悲劇，而是天命的收場。七十回英雄全部聚結後，天便託夢盧俊義，要好漢們以死謝天下，以便復歸星座。至於那「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的軀殼，帶著「名譽的血腥」遺留人世，卻讓後代爭議其罪，豈不可笑？
這些英雄們作事全然出於直覺的個性，自負而不肯謙讓分毫。只因他們的性格是被天命分塑而下貫於社會中成型的，他們僅能忠實充量的踐行命令，而不會多花心思，這便叫人大呼痛快！上天給他們的只是簡單果斷的頭腦和強壯專制的四肢，以便在執行任務時，依恃靈感而不稍遲疑、阻滯。
第五十二回羅真人說：「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為是下土眾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戳。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這番話道盡了魔君們的任務與相配的性格，他們是毫無選擇的「天使」不過，上天對他們成「人」後的待遇是優渥的。雖不得志於朝廷，而另一套功業——蔚為大股流寇，幾乎動搖了宋朝根基——卻同時具備了三大條件：天時（奸臣惡吏，昏君腐相），地利（官兵束手的梁山水泊），人和(苟延殘喘，巴望時雨的百姓)，假如宋江不是耿耿於天命，兢兢於招安，則歷史便要重寫。可惜宋朝氣數未盡，上天只欲藉田梁山泊的猖狂勢力以警戒耽溺的朝廷，引起注意檢討，卻不便提前完結宋朝鼎祚。故而，漸慚縱令魔君濫殺百姓，以自絕「人和」後路。這是以奇為變，僅足以撞擊木鐸，焉能擊潰以正為常的宋朝命君？試觀中國歷代的民間叛亂，總不成功，便是此意。
接著，那曾經跋扈飛揚、如眼中釘的水泊「地利」。也終於在後期因招安而廢棄，而瓦解。英雄們踏出了屏障，一步步走進敵意的風暴裡。至於無微不至的「天時」呢？在眾星主會齊後便已撤回了，他們的下場是樹倒猢猻散。胡鬧一場。這期間不過短短數年，行情起落至為快速，正是天命不欲星主們有充分的空檔以回顧，耽擱行程，滋長理性，產生懷疑，那時才易變成悲劇。所以，上天把他們拋進俗世漩渦後，便始終以忙錄倉惶來惑亂他們的腳步，以喘咻奔命驅策他們的脈膊。叫他們夙夜匪懈，自救不息。從生到死被全盤掌制，不得逾越半分。與其說他們悲壯，不如說是瘋狂，因為瘋狂與虔誠同樣接近上帝。
這裡，我們要把李逵單獨提出來討論，因為他是108人中對天命最直接最徹底的體現者。他是「天殺星」，如同職業劊子手，其任務只在一個「殺」字，而殺人動機是不需要理智或道德來支持的，理智僅多應用於判斷體形以決定合適的下刀處；道德不過是殺完後的餘緒。在這名分下，李逵的行為便慘不忍賭了。他的本性「相同於」或「偏高於」禽獸，禽獸殺生以求存的本能僅止於平衡自然界的均勢，而李逵除此之外又多一分「業餘的殘酷」，就是在「自衛」、「謀生」的範圍外還有殺人取樂的欲望——娛樂的強烈要求是人類較特殊顯著的特性之一，也是上帝賦予人類的「靈性」之一，靈性是表現在現實之上的精神盈溢。李逵這方面得天獨厚，是以能不寒心不畏怯的殺，他不必顧忌多殺會遭天譴，因他是上帝旨意的左派執行者，至於他的單純，無知，野性，這些為「人」的弱點，正是天命的最佳傀儡，他是如此單行道的盡忠於渾沌的本性，以致到了「愚忠」的地步，不管世間的仇視。只如齊克果所言：「理念是我唯一的歡樂，而人群對我遂不關重要。」李逵唯一的理念便是天命殺生以贖罪，殺！殺！殺得雙眼共板斧一色。
假定這個發號司令的上天是有格位的神，那便如耶和華以洪水洗淨人間的罪惡。而《水滸傳》中的「天」是沒有格位的，即使「玉帝」也必須服從那個最高指導原則——氣數、因果。就是宇宙自然消長之「理」。玉帝只是作為天國的執行總理，代天監臨萬物，他本身並無絕對主宰的地位，且因天凡相隔，不能親自行為，乃差遣「星將」下凡「替天行道」，「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拗」（第七十回）。星將因魔心未斷，仍是墮落濁重之物，而下凡正是為了圓滿功德，以重登紫府的。那麼，他們的行為，自是一種進修方式，類似某些宗教以殺害肉體為超渡靈魂的手段，而魔星的身分不離世間，廣行方便，肉身成道。看那第七十回：
「……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禳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被害之人，俱得善報。………」
唯星主的身分能殺亦能渡。但人力畢竟是有限的，有了軀體的牽制與固有人為法的約束，他們便無法把力量發揮到上與天齊的境界。故李逵雖馬不停蹄的趕殺，還是渡不盡一切眾生，僅能做到「盡人事，聽天命」的地步。而宋江在第七十回也說：「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那麼，李逵是無辜的嗎？若站在天命的立場而言，他奉命行事，罪不在己。說他有罪嗎？則以人間的觀點，他暴力殘殺，當然有罪，甚至罪在不赦。不過，世間法無權判他初責，因為他不屬於「人類」，而是「半神半獸」，唯有宋江以星主的身分才能請他服毒自盡。他們這批特殊人種有自己的法律權責，亦不當以一般眼光衡量他們的行為意義。直到最後，施耐庵才作了清楚的交待：「我是嵇康，要與大宋皇帝收捕賊人，故單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縛，免得費我手腳！」
嵇叔夜是何等人物，竟敢「單身」在108殺人魔王面前誇下海口？以梁山泊勢如破竹的政勢與堅強的陣容，怎會突然伏誅於一個微不足道的軍官手下？這便是氣數之爭了，是魔星與宋祚之爭。宋朝既然能派得出如此有力的軍隊，則魔星們「木鐸」的任務已收得效果，便不敢再留戀凡塵，故聚首梁山後，便等待「一齊處斬」以恢復仙身的儀式了。
若說：「梁山泊是一個消極的瓦集，不具有設計性的動機。」則無深見。一件事情的發生與完成，絕無偶然之理，「偶然」只是「不存在」的代名詞。既有天命觀念的涵蓋，則「性格熱烈的人決不甘在與他有關的事物裡看到一點偶然，他覺得一切都早被上帝規定，在最無足輕重的場合裡，他看到最高意志的信號。」（勒南耶穌傳），故施耐庵在第七十回安排了這麼句話：「上天顯應，合當聚首，今已數足，分定秩序。」我們再反饋一下，梁山泊上井然有序的行軍用兵，駐紮嚴密的防守（第五十九回），豈是瓦集亂堆所能籠統推諉的？他們集結於水泊靜待下一步的天命，是沉潛而非消極。
(四)
梁山泊英雄的入夥，大約可分三類。不是三種內容，而是經由三種方式上山：
(一)逼上梁山：這型人物所佔比例最少，卻是官逼民反的典型實例。如宋江、魯智深、武松、花榮、柴進、楊志、林沖、史進、楊雄、石秀、雷橫寺。他們大抵都身任公職，或系出名門，原都有青史留名，封妻蔭子的傳統懷抱，只是一股愚忠累遭無情摧殘，逼使他們在挫折陣前停下腳跟，暫時冷卻那遺傳的盲目狂熱，而較量「施」、「受」之間的平衡。在自私的理智下，他們發現理想被愚弄了，因而憤恨難平。最初，他們也僅希望換個環境，藉時空的距離為緩衝，重新布署，以待情勢穩定或新局面的降臨，再謀出路。正如法利賽教徒之等候「復活」。「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且過幾時，卻再理會。」（第五回）「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灑家明日便去。」（第五回）「爹娘生下灑家……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著時，卻再理會。」（第十六回）「如今我和兄弟倆且去逃難……父子相見。」（第二十一回）「天可憐見……受了招安。」（第三十一回）「如得朝廷招安……去邊上一鎗一刀博得個封妻蔭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第三十一回）「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解救。」（第三十三回）由這些話看來，他們並非有意反背朝廷，只是在不利的情境下自愛的引退，權且隱藏起來。他們都了解「邪不勝正」的道理，但了解還不夠，必要的是，還得使它在世間實行成功。為著這個，他們便不惜以身殉道，並遵循較不純潔的路徑了。梁山聚義的始終目標也是如此，因為傳統的正途滿是竭誠而受辱的忠臣屍骨，這使他們必須採取迂迴策略，保留有用之身，以期待再生之日幹一番確實有效的功業。
然而，好事多磨，上天的旨意總是要求嚴厲而徹底的執行的。天命對這件功業的最後決定是： 108人聚義梁山，構成整體的威脅，向宋朝提出明白的警告。故而，對避風險的英雄毫無通融，不肯讓他們因短期的順利而生出苟安心理；乃進一步斷絕他們的後路，縱令那狼虎般的官吏橫加跋扈，濫施刑罰，甚至侵入驛站裡逼令他們繼續動身。於是，潛藏底英雄意志便一發不可收拾了。他們大抵都要犯上一件使自己不容於官府社會的案子，然後，倉皇自救中，那與生俱來的「梁山嚮往」便躍現在意識裡，引導他們投奔梁山聖地去落草了。（這梁山嚮往是潛意識的影像，「梁山」只不過是抽象名詞，代表安全的保障與償願的基礎。正是上天指定作為斷絕現實污穢，決絕政治紛擾的清靜地，在這裡他們幻想著擺脫一切痛苦，重燃幸福的渴望）。由於有這個嚮往，他們就不肯委屈自己，作無益的掙扎。他們是沒有效忠犧牲精神的。尤其那狂傲的征服欲往往隨著身受的壓迫而逐漸加強，終於暴露出野獸般的面目。如宋江怒殺閻婆惜，武松供設人頭祭，血濺鴛鴦樓，林沖刀剜陸虞侯，魯達拳打鎮關西，花榮倒戈清風寨，楊志搠死牛大蟲，史進大鬧史家村，雷橫枷劈白秀英，楊雄血染翠屏山，石秀智殺裴如海。這些受害者固然罪該伏死，不在話下。但英雄們手段的狠辣與不計殃及無辜，都說明「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代價。這些死者，因為死在英雄手下，便獲得祭品般的身價而超昇了。和平的代價啊！
由上看來，與其說是「官逼英雄反」，不如說「野心誘惑英雄犯罪」。因為歷史上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袁崇煥，或者比干，伍子胥一類的豪傑義士，同樣是處在惡劣的情境下，卻能懷霜秉素，未嘗動一念虧負德操之想，如此聖潔的人格豈是彼輩草莽流寇所能望及？時勢造英雄，動機的差異，乃決定行為模式的不同。108人的使命只在示警而已。故上天不給他們「德芳萬世」的人格型態，卻要他們在替天行道的標榜中帶三分英雄邪氣，否則便不成其為「魔君」了。
「逼上梁山」這句話賦有蟬蛻的象徵，在生化歷程中，由墊伏蠕動的幼年期轉入閉關自守，然後振翼高飛。雖然蛻變的過程是痛苦而危險的，而成熟的歲月亦不耐久活，但基於自然律的要求，卻無法避免。108人通過塵世的考驗，帶著掙脫束縛的血腥投名入山，便因聚零為整而更明確的接近天命的指歸了。梁山是樂園的復建，上帝在此公開說法，透露天機，並驗明星君的正身，然後便是收回樂園的時候了。所以，七十回以後，水泊瓦解，英雄失散，而宋朝江山，雲破月來，依舊爛然。新興的一代繼起，終於有南渡之事，此已不關本題。若要勉強賦予水泊以歷史意義，或許只能這麼假設：由於他們驟雨般的剌激，宋朝才開始正視軍備，整治戎旅，以抵抗外族的覬覦吧！但正史既未提及，便不當置論。
(二)梁山逼上：如盧俊義、徐寧、李應、朱仝、燕青。這即是那種「被賺上山」的人物。他們較有操守，也較篤實，風度雍容，心地純正。雖然對聞名的好漢有著「英雄互慕」的心理，但僅止於對忠義行為的激賞而已，並不以嘯聚山林、犯法偷生為然。而朝廷對他們也少干擾，甚至倚為棟樑、男以重許，因而他們在安定尊榮的環境下培養出正直懇切的心態，始終不肯苟同入夥，只是，那撒旦似的梁山陰影並不放過他們，如果有利用價值，梁山便不惜「先兵後禮」，不擇手段的破壞他們安逸自主的傳統生活，又以滿口虛偽的仁義來哄騙、安撫。如美髯公誤失小衙內，湯隆計偷徐寧甲，吳用智賺玉麒麟，張順嫁禍安道全，雙雄離間撲天鵰，他如蕭讓，金大堅等，都是梁山陰謀的俘虜。既然名列黑名單，家眷又都誅絕或被「搬」上山了。自然孑然一身，如無根浮萍，更如何選擇？還是往梁山尋個落腳處去了。中國人是最重「家族」的，個人固然可以光「宗」耀「族」，而家族亦常為個人的蝸角龜殼，拖累了前程。於是，他們只好隨「族」而安，冀保血脈了。這是最明顯的認命思想，也是梁山泊不鬧窩裡反的原因。
同時，我們要注意一點：這類人物加入梁山後，並未積極主動的參與行動謀略，他們是同床異夢，依舊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的高潔。如徐寧教使鉤鐮鎗，盧俊義活捉史文恭，秦明勸降黃信，也只是虛應故事，因為他們像遭綁架的苦主，必須籌付匪徒的任何勒索，所不同的是：梁山開出的條件並不苛刻，都恰好配合他們的能力。「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卻又自肚裡尋思：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鬥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第三十三回）可知他們並非心悅誠服，但既然提到星辰契合，則不得不放聰明些了。
(三)其他：這類人物最多最雜，但因無特殊地位與顯著的影響力，故只併為一類。其中又略分兩途：
「戰敗投降」的如關勝，呼延灼、董平、張清、索超、宣贊、郝思文，韓滔、彭圯、單廷珪、魏定國等。在梁山勢力漸成氣候時，朝廷剿討的軍隊也隨之動員了。而戰功不就，反如資敵以利器，一個個命官盡數變為倒戈將軍。原本性命相搏，不共戴天的對手，如何能在轉眼之間，化干戈為玉帛？怎麼解釋？只除了說他們的血液中本有梁山的基因。但英雄斷無平白服輸之理，不打不相識，必到敗下陣來，成為階下囚時，才以饒命再造之恩為藉口而入夥，這原是遲早的事，只中間夾雜一齣曲折的武戲罷了。宋江對這些敗落英雄的慣用伎倆是：「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第五十回）「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拜。」（第五十四回）「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第六十三回）「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縮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著，納頭便拜。」（第六十回）
這一捉一放，一扶一拜之下，便把人的自尊與靈魂收買過來了。本是待死之囚，乍為座上之賓，他們被生死攸關激動得糊塗了才會說：「人稱忠義宋公明，果然有之。」這「忠義」二字是用一條拾回的命去衡量的。
然而，他們也有放心不下的隱憂，為了表示誠心，降也要降得光彩些，所以，他們都幹了一件將功抵罪的事：如董平賺破東平府，呼延灼夜賺關勝、關勝降水火二將，張清推薦皇甫端，黃信清風鎮倒戈，這是見面禮，也是降表。
再來要談到「自動投靠」的人物：如吳用、公孫勝、戴宗、劉唐、李逵、穆弘、李俊、三阮、張橫、張順、解珍、解寶、以及絕大多數的地煞星。他們是所謂「撞籌入夥」的，不曾吃過太大苦頭，也不識走投無路的慘狀，只是現世功名已定，再無發展，乃思冒險行歪，以博取更好的前途。由於仰慕義氣，崇拜力量而早有歸依的決定。他們有的是經人介紹，有的是毛遂自薦，有的是三言兩語就被打動的，遠有些為了鞏固、提昇本身的勢力範圍而加盟。這是較單純而直覺的投向他們命運指定的歸宿。「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著我癢處，我們幾時去？」（第十四回）「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第十四回）
他們原本可以恬淡平靜的過一生，但因「天生麗質難自棄」，這股表現欲平常隱伏在呆板的外表下，只等福至心靈，機緣成熟時，便不惜改頭換面：「若能殼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限。」所以，他們才是真正「成甕喫酒，大塊吃肉」的投機分子。他們只要擇人主而事之，本身並無獨當一面的大志，只盼今生得個快活日子過。故其個性便不如武松、林沖、魯智深、盧俊義等的特別凸顯。而他們卑賤的願欲也正是當日苦難環境下所有百姓的理想，只不過他們成功了他們是魔君，是天使。但這批人投入梁山後便失去了個性，變成默默的工作者，他們是以一小滴水流進大海去分享浩瀚了。個體生命在天命觀照下，不也如此？
梁山泊的成員並非紀律嚴明的團體，卻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的聚集實在是利害與共，同病相憐，藉團結的力量以寄託亡命之身而已，但因天命的溝通，美化了彼此的關係，而號稱「義氣的系聯」。否則，神勇如高廉者如何被雷橫一刀揮為兩段？韓伯龍未能上得梁山便遭李逵斧劈？蓋不在星數之內也。而張清凶狠毒辣，飛石連傷十餘好漢，搶盡了風頭，卻不受報復，亦因星數撞籌也。而後，氣數已盡，便起內訌，各英雄分別散死，大宋正統遂無斷送蒙羞之虞，豈非喜劇收場？假如宋江奪得帝位，那便如以孽子纂嫡長，大逆天道了，是以宋江必敗，敗亦光榮。
我們該悲的是正統的傾危與忠臣義士的失所：至於水泊人物這種零星的碰撞，不值得去追究感喟。他們曾經囂張在帝輦之下，僅佔小部分土地與短時期的人心，他們低賤的「人格」也都得到適配的報酬，為此已該滿足了，難道還要我們作多餘的感歎嗎？更何況，他們的「人性」是奇特而含糊的，不可據為演繹的公式以套用在一般人身上，他們聚首梁山為的是脫胎換骨，快活一世，而快活也得到了，若有遺憾，只好還諸天地，不必我們贈以無謂的同情，更不必強迫他們成為悲劇人物。他們本是恰如其分的活著，並迎接一切「遭遇」，他們是有膽識有擔當的流氓，直接與天命交通。我們欣賞這些故事情節的趣味性，卻不準備景仰他們的為人，因為他們的歷史悲劇性不足以引人作千古緬懷。
宋朝歷史是以文官治國，以文學揚名，而與之對抗的梁山勢力卻是「性格粗鹵」，「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的莽漢，這情況對顫抖於外族侵蝕下的朝廷真是一帖醒酒劑。108好漢裡，吳用是個公認的讀書人，偏又手提銅鍊，善使心機；神算子蔣敬「科舉不第，棄文就武」，是道學的反動，再加上「林沖搠了王倫」、「花榮剜了劉高」，眼裡見不得酸腐儒生，道德更為身外之物，在他們心中，力量就是正義，放恣才配豪爽。王忠的拘謹拗了魯達的性子，宋江的禮讓惱了李逵的脾氣，這批草寇的價值標準是乾脆的二分法。在直覺的瞬間顯像下，誰耐煩使用大腦？索性說他們的大腦已交給上帝代管了，只留下充足的小腦和四肢。在天命的涵蓋下，他們作了這唯一明智的選擇。
第五十回羅真人的出場，是最具體的現身說法，為我們的立論作最有力的指證，可取與楔子，宋江夢遇九天玄女，忠義堂石碣受天文諸回對照著看。方顯得吾言非假，怎生見得？
「……汝本上應天間星數，以此暫容汝去一遭，切須專持從前學道之心，休被人欲動搖，誤了自己腳根下大事。」這話不只是對公孫勝說的，而是每位星主都該切記奉行的。所謂「暫容汝去一遭」、是點明今生一切作為原只是權宜之計，不可執著紅塵而迷失本來面目。須時時刻刻心存上帝，承應天志「保國安民，替天行道」，直到任務完成，仍舊受召歸位。故凡今生的遭遇都是必然而自然的，亦無由產生怨尤或懷疑，故又說：「玉帝因為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都，吾亦不能救汝……。」（第四十一回）
天道何其嚴明，天譴何其威嚇，為星主者又怎能違抗爭衡？而三卷天書所載諸預料事宜，至為詳備，脫軌獨行是絕無可能的。依此前定的藍圖進行，其人本身並無好惡刪改的權利，只是「順從」，「聽命」而已，那來悲劇？那來衝突？更何況刀鎗並舉，喧嘩熱鬧的場面，自是形而上氣數消長所折射在人間的皮影戲，勝敗存亡又豈是人類意志能左右的？這些話是明陳，另有暗比的一面，就在魯智深身上應驗：文殊院長老一眼透視魯達：「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時下凶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靜，證果非凡。」故不肯以凡俗修道之法約束他，縱容他任意撒野，還處處迴護，因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魯達的正果不在閉關吃齋，卻正圓滿於率性而為這上面，所以，喝完酒，吃夠狗肉後，「扒上禪床，解下縧，把直綴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多顯谿的反束縛，反虛偽！打的是該打的人，殺的是註定要死的人，在這麼個公正執法者的判官筆下，誰是冤枉的？他的「花和尚」與李逵的「黑旋風」，即是掃蕩舊秩序的兩位先鋒。一個是內斂深思，一個是暴露坦率。兩極端之間，才是其他好漢的下箸處。
(五).
行文至此，天命觀念的揭發也夠成立了。不過，本書文學上的真正價值並非闡述與建立天命系統，而是施耐庵駕馭文字，結構篇章的高度技巧，這才是他閃耀於中國文壇的獨特成就，我們不敢掠美。至於他所藉用以潤飾文字，寄託深度的公理——當代表正義的法律變成強權任意揮霍的私人財產時，人性底普遍要求重整宇宙秩序，便會凝結成恐怖的摧毀勢力，也就是傳統開始變質變味時，新的革命必將奮袂而起。這是合久必分的循環公理，也是施耐庵賦予水滸英雄的厚望。——這個公理，是《水滸傳》的內在生命。我們正可以他灑脫的詩句作結論：
大抵為人土一丘，百年若個得齊頭
完租安穩尊於帝，負曝奇溫勝若裘
子建高才空號虎，莊生放達以為牛
夜寒薄醉搖柔翰，語不驚人也便—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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